（正论）《周易》说“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是富贵”又说“圣人的最大

（正论：）《周易》说：“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是富贵。”又说：“圣人的最大法宝是权位。”

（反论：）孙子为了谢春申君，上书说：“谚语说：‘厉人怜王’，这虽是不恭敬的言辞，但自古没有虚伪和荒谬的意思，不可不认真思索。这句民谚专指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身为一国之君，年轻却恃才自傲，没有办法识别忠奸，这时大臣就会专权谋利，这样他们就会杀长立幼，或废嫡立不义。《春秋》曾以此劝诫道：‘楚王子圉要到郑国访问，还没出国境就听说楚王病了，就返回去探望病情，趁机用帽带把楚王勒死，自立为楚国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长得很漂亮，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墙逃跑时被箭射中大腿，崔杼赶上将他杀死，后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为官，把主父围在沙丘，百日后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为官，将齐闵王抽筋悬于庙梁上，一宿后就死了。’厉病虽是肿胞之病，如果与以上相比，还比不上用帽带勒死、箭矢穿股、饿死、抽筋的办法残害国君。而那些被残害的君王，心底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远比厉病痛苦得多。由此看来，‘厉人怜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是曰：）《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

（非曰：）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以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正论：）《周易》中说：“能为人民准备必需的物品，设置完备的器械谋求天下人的福利，就没有能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反论：）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永远不会停止。虽然圣人能够治理天下，实际上是为盗跖这样的大盗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发明斗斛是为了称量东西，结果连斗带升一起被偷走了；发明秤锤、秤杆也是为了称量，结果也都给偷走了；发明兵符、玉玺是为了让人遵守信用，结果兵符、玉玺也都被偷走了；为教导百姓制定了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盗走了。这是如何知道的呢？那些盗窃帘钩的人被杀了，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只要当了诸侯，仁义道德也就有了，这还不是将仁义、贤明、智慧都盗窃了吗？所以世人便争做大盗，争当诸侯，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符玺等。高官厚禄不能阻止他们，刀钺斧锯不能威慑他们。导致这种失控的后果，都是圣人的过失呀！所以老子说：‘国家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让人看到的。’真正的圣贤才是最厉害的武器，这样的人是不能暴露于天下的。”

高贵的权位、富足的生活是人人向往的，如果为了追逐这些功名利禄，就不顾天理人伦，弑父杀君，是终究要遭报应，受世人唾弃的。如果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都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上，那还怎能体会到生活的一丝清静与安乐呢？更不会感到生活的美丽与洒脱了，如此岂不可悲？

穷要思变 变能通达

（是曰：）《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非曰：）《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以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代，岂若卑论侪俗，与代沉浮而取荣名哉？”

（是曰：）东平王苍曰：“为善最乐。”

（非曰：）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

（正论：）《论语》说：“君子再穷也能坚守操行，小人受穷就无所不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