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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

    时间:2022-08-02 23:17:10  编辑:快推网  来源:  浏览:359次   【】【】【网站投稿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兄国藩手草猞猁马褂亦宜付来,皮边冬帽亦可付来。泽儿写信太短,以后宜长些。◎评点:只做了七天署理湖北巡抚八月二十七日,湘军水陆两军联合作战,一并收复武昌、汉阳两城。作为省垣,武昌的地位远不是其他省城所可以比拟的。它素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向为华中重镇,其军事地位更是重要。一年多前,正是因为太平军打下了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

    兄国藩手草

    猞猁马褂亦宜付来,皮边冬帽亦可付来。泽儿写信太短,以后宜长些。

    ◎评点:只做了七天署理湖北巡抚

    八月二十七日,湘军水陆两军联合作战,一并收复武昌、汉阳两城。作为省垣,武昌的地位远不是其他省城所可以比拟的。它素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向为华中重镇,其军事地位更是重要。一年多前,正是因为太平军打下了武昌,才使得他们得地利之便,顺流东下,势如破竹。现在武昌、汉阳两城居然同日而下,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有着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对于曾氏本人和湘军来说,更是一个形象和命运彻底改变的转机。一时间,各种赞扬纷至沓来,湘军一洗过去备受歧视的委屈,又加之有岳州之胜作为铺垫,“善战”之名鹊起,各省对它另眼相看,朝廷也开始将重望寄托在它的身上了。这次的赏赐大为超过上次: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赏戴花翎。

    相对于京师的官职而言,曾氏的品级并未提高,从侍郎到巡抚,当时的官话叫作改调,用现在的术语叫作平调,但这里有一个权力大小的问题。巡抚乃一方诸侯,在他所管辖的省内,手握民政实权,呼风唤雨,比起京师六部的侍郎来,要神气得多,何况此刻曾氏身为湘军统领,最重要的是军需粮饷的保障。湘军因不是朝廷的经制之师,没有固定的经费开支,一切靠省内各方的支持,筹饷如同化缘,曾氏常有叫花子般的苦恼,官绅亦常有被敲勒之怨恨。曾氏的诸多不舒心,湘军与绿营的诸多冲突,多半出于此。现在做了署理湖北巡抚,这些问题便都好办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鄂抚一职对曾氏都是重要而及时的。但是曾氏不便立马接受,他还有顾虑。这顾虑缘于礼制。

    曾氏现在是丧服在身的人。办团带勇乃出于捍卫桑梓,保一境平安,这属于事急从权,自古以来就有的,叫作“墨绖从戎”,官绅各界都可理解。但若正式做朝廷命官,说闲话的人就会多了。有的的确是出于严守礼制,有的则是出于嫉妒,有的是因为有仇隙,但他们都会打着维护礼教的旗帜,令违背者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但如果一辞再辞依然不获允准,不得已而接受的话,则各界指责之声便可大大减少,日后办事所遇到的阻力便会大为消减。于是,曾氏在九月十三日给朝廷的谢恩折中表示自己“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请求免掉署理湖北巡抚的职务。

    其实,他根本不必多此一举。就在九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天,咸丰帝便改变了主意,又火速草拟了另一道圣旨:“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不久,十三日的谢恩折奉到朱批返回。朱批为这样几句话:“览。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

    前道圣旨是九月五日下发的,距九月十二日仅仅七天。这就意味着咸丰帝只给了曾氏七天的署理湖北巡抚。倘若这道免职的命令是在看到曾氏的请辞书后,尚可以说得过去,曾氏也能保全面子,事实上不是如此。想想看,一百四十七年前的曾氏在武昌鄂抚衙门拜领到这道钦旨时,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滋味!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接下来的“严行申饬”,竟然将他的一番“孝亲苦心”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揭穿,直斥为“好名”,并上升到“违旨”的高度。对于一个刚刚建立殊功的大臣,即便知道他是在玩弄假意推辞的把戏,也不宜这样上纲上线地撕破脸皮予以训斥。笔者读史至此,深感为人之奴的卑贱,并为这种主奴之间的人格不平等而悲叹!再大的官,在皇帝的眼里,你也是他的奴才,你再拼死拼活为他卖命都是应该的,你若稍有疏忽,他就可以翻脸不认人。

    读者会问,咸丰皇帝为什么在短短的七天之间便突然改变了主意,这背后有什么内幕吗?正史自然对这种事讳莫如深,野史却不讲客气地抖了出来。

    原来,曾氏署理湖北巡抚的消息传出后,大学士祁隽藻悄悄地向咸丰帝进言:曾国藩现为在籍侍郎,在籍侍郎不过一布衣而已。布衣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可不是好事。这几句话使得咸丰帝猛然醒悟过来:曾国藩是一个有着相当号召力和组织力的人,他此时可以招募数万勇丁,帮助朝廷打太平军;打败太平军后,他也可以掉转矛头,直指朝廷,进而黄袍加身,自己做起皇帝来。这一点,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悟得到的。除此之外,清王朝的皇帝还会有另一种警觉,那就是民族之防。自从顺治皇帝入关进京做起整个中国的主宰者以来,满洲皇室便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代代相传,并且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加以防患,比如在全国各军事重镇安置将军、都统,这些将军、都统都是清一色的满洲人和与之有血缘相连的蒙古人。这些军事重镇中还设有满营,满营中的官兵也全是满蒙两族的。他们除镇守地方外,还兼有监视本地区绿营的重任。

    曾氏是汉人,湘军是朝廷编制之外的汉人武装团体,加之《讨粤匪檄》出来以后,又有人指责曾氏是“卫道”而不是“勤王”。所有这些,对年轻的满洲皇帝来说,都是应该高度警惕的事。祁隽藻这几句话颇有些“点破英雄”的味道,于是顾不得圣谕的尊严,立即改变主意,并且小题大做,加以严饬,无非是给点颜色给曾氏看看:你只能规规矩矩勤王保朝廷,不许有半点出格犯规的行为;倘若不逊,自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制裁你!

    这件事无疑深深刺激了曾氏,所以在日后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恐惧感,并时时都有抽身上岸的想法。

    致诸弟(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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